关于玄奘西游首途年月问题的探讨
2001级历史学基地班 赵 虎

关于玄奘西游起程年月的问题，一直颇有争议。自从梁启超先生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元年说”以来 ，先后有冯承钧、刘汝霖、曾了若、沙畹、前岛信次、杨廷福等中外学者接受并继承了此种说法；而坚持“三年说”者亦有人在，如陈垣、陈思、周连宽等先生；此外又有丁谦、吕澄两位先生提出“二年说” 。此三种说法在围绕玄奘首途的问题上展开了众多讨论。1978年，杨廷福先生发表其《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释》 一文，并附言“陈垣前辈同志谓：‘旧学商量增邃密，足下所考释，殆可定论矣。’”鉴于前辈们的成果，在仔细翻阅史书的基础上，本文对玄奘首途的年月问题作一些探讨，作为该问题的一些补正。现叙于后，敬乞指正。

一

记载玄奘西游起程年月的史料较多，研究者一般采用的有《续高僧传》、《开元释教录》、《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大唐内典录》、《广弘明集》《太宗圣教序》等十余种。以上各书成书年代及作者情况如下表：

书名 作者 成书年代
《续高僧传》 〈唐〉道宣 贞观十九年（646年）
《开元释教录》 〈唐〉智升 开元十八年（731年）
《大唐内典录》 〈唐〉道宣 不详
《大唐西域记》 〈唐〉玄奘 贞观二十年（647年）
《大唐西域记赞》 〈唐〉辩机 贞观二十年七月（647年）
《广弘明集》 〈唐〉道宣 不详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唐〉慧立、彦悰 垂拱四年（689年）
《太宗圣教序》 〈唐〉李世民 永徽四年（653年）

以上各书有关记载抄录如下：
《开元释教录》、《续高僧传》：“会贞观三年，时遭霜俭，下敕道俗，逐丰四出，幸因斯际，经往姑藏，渐至敦煌。”
《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大唐三藏大遍觉法师塔铭》：“贞观三年秋八月……遂即行矣。”
《大唐西域记?敬播序》 ：“以贞观三年，杖锡遵路。”
《大唐西域记?辩机赞》 ：“以贞观三年仲秋朔旦，褰裳遵路，杖锡遐征。”
《于阗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
《释迦方志》：“沙门玄奘以贞观三年，自吊形影，西寻教迹。”
《法苑珠林》：“故以贞观三年季春三月，吊影单身，西寻圣迹。”
《广弘明集》：“奘以贞观元年，往游西域。”
从以上罗列的史料可知：1、独《广弘明集》载为“元年”，其余皆为“三年”；2、除《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于阗上表》和《大唐西域记赞》分别载为“三年秋八月”、“三年四月”和“三年仲秋朔旦”，其余均无月份。由此就提出了两个问题：一是年份，二是月份。

二

前文已经提到，玄奘的首途年月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途的月份有两说，一为八月，二为三四月。主张“八月说”的又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是主张八月是从长安出发开始算起，二是主张八月是从高昌出发算起；主张“三四月说”的观点则比较明确，专指从长安出发为三四月间。

对于八月长安首途的观点，论述者不少，尤以杨廷福先生的推断严密，论证详实。其《玄奘西行首途年月考释》 一文以出屈支“时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淹停六十余日” 为时间坐标，认为此时玄奘等到初夏雪化才得以通行，反推出玄奘是八月从长安出发的，并指出玄奘在高昌“夏坐”的不合理性。杨先生的这一观点是针对吕澄先生提出的。吕先生在其《玄奘法师略传》 中指出：“辗转到高昌国，备受国王的礼敬，延留度过了夏坐。”其依据是《续高僧传》中在高昌“夏坐”的记载。“夏坐”是“安居”的异名，在中国，安居期为四月十六日至七月十五日。 在此，我们不论及夏坐的必要性，仅就杨先生给出的时间证据提出一些疑问。翻阅《大唐西域记》，载：“从此（笔者按：屈支）西行六百余里，经小沙碛，至跋禄迦国。”《大唐西域记?跋禄迦国传》后又附《凌山及大清池》又载：“国（笔者按：跋禄迦国）西北三百余里，度石碛，至凌山……春夏合冻，虽时消泮，寻复结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至跋禄迦国……又西北行三百里，渡一碛，至凌山……自开辟以来，冰雪所聚，积而为凌，春夏不解……七日之后方始出山。”作为研究玄奘西行第一手材料的《大唐西域记》并未提及阻玄奘六十余日的“凌山”，只是一笔代过了从屈支至跋禄迦国的路途，而详细记载一座仅仅阻玄奘七日的“凌山”。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怀疑。如若按杨先生的推断，岁末至高昌的话，在高昌“仍屈停一月”，则离开时正值一月底，至屈支为二月中，上文所提“凌山雪路未开不得进发”尚可说通。然淹停六十余日后，已至初夏，又为一凌山所阻七日，似不可能。且过跋禄迦国后，于素叶城见叶护可汗，已是夏季。《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载：“可汗身著绿绫袍……自余军众皆毼毳毛。”这一段记载似更不能与夏季相吻合，故杨先生之说不能成立。

以三四月说验之。三四月起于长安，五月至凉州，八月至高昌，至阿耆尼国的路途中，路过阿父师泉，“水自半而出”。十月中至屈支，由于雪路未开，至初春方能进发。至跋禄迦国，又为凌山所阻，此山“积而为凌，春夏不解”，此时阻人也不足为怪！出山后，于素叶城见叶护可汗，应在正月底，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所载。

对于三四月长安首途的观点，论述者不多，但也有学者支持，也有学者反对 。笔者认为玄奘首途在三四月较适宜，除前文所述理由外，又有原因如下：1、《于阗上表》：“遂以贞观三年四月，冒越宪章，私往天竺。”玄奘自己所写的表文里明确指出了月份，这应该是比较得力的证据，也得到了众多研究者的认可。2、八月首途是针对高昌而言。玄奘回国之时，已是贞观十九年（647年），而“至640年，高昌为唐所灭，以其地为西州” 。从玄奘撰写的《大唐西域记》内容来看，唯独没有高昌一国，而高昌王对玄奘又是礼遇有嘉，这分明是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故改为八月首途。

此外，在玄奘路遇李大亮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分歧。据《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玄奘从长安出发到达伊吾之前，于凉州见其都督李大亮，于瓜州见其刺史独孤达和州吏李昌，于玉门关外见第一烽校尉王祥和第四烽校尉王伯陇。其次，在高昌见高昌王麴文泰。从目前掌握的史料来看，可考的是李大亮和麴文泰，其余皆不可考。梁启超先生在提出该问题时讲到了李大亮和麴文泰二人，在文中只是一笔代过，并没有交代清楚。通过查阅史料，笔者认为麴文泰是不成问题的，而焦点是李大亮的问题。

据《新唐书?西域上》载：“武德初，伯雅死，子文泰立，遣使来告，高祖命使者临吊。……贞观四年，文泰遂来朝，礼赐厚甚。”

《旧唐书?西戎传》与《新唐书》中的记载基本相同。

据《资治通鉴》：“（贞观四年十二月），甲寅，高昌王麴文泰入朝。”

由此可见，麴文泰在武德年间至贞观四年是在位的，梁氏所言不虚。但是，问题却出在李大亮身上。“元年说”主张玄奘路遇李大亮不成问题，而“三年说”则不同意这一观点。问题的焦点在于贞观元年凉州三易其刺史。以下是史书的有关记载：

《旧唐书?李大亮传》载：“ 贞观元年，转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在越州写书百卷，及徙职，皆委之廨宇。寻召拜太府卿，出为凉州都督。”

又据《新唐书?李大亮传》载：“贞观初，徙交州，封武阳县男。召授太府卿，复出凉州都督。”

又据《册府元龟》卷679载：“李大亮，太宗贞观中为越州都督。”

由以上三条史料得出一个结论，即李大亮于贞观初年为交州都督，封武阳县男，但不久就出为凉州都督。且《唐刺史考全编》认为，李大亮于贞观元年在越州任都督，而他在贞观初任交州都督这一点，并没有收进该书 。如果李大亮元年在越州成立的话，那么凉州的情况又如何？

据《新唐书?太宗纪》：“贞观元年四月癸巳，凉州都督，长乐郡王幼良有罪，伏诛。……八月，宇文士及检校凉州都督。……九月辛酉宇文士及罢。”

据《新唐书?宇文士及传》：“（秦）王即位，拜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或告其反，讯其状，召为殿中监，以疾改蒲州刺史。”

又据《旧唐书?宇文士及传》：“太宗即位，代封伦为中书令，真食益州七百户。寻以本官检校凉州都督。”

《全唐文补遗》中所录《宇文士及碑》云：“贞观二年，使持节蒲州诸军（下阙）右卫大将军。”

由此可以得到的结论是，凉州都督李幼良在贞观元年四月因罪伏诛，而新任凉州都督宇文士及在八月才上任。及至九月，宇文士及罢，改为李大亮。遗憾的是，史书并没有提及李大亮何时继任。《唐刺史考全编》中认为李大亮的任期从贞观三年才开始，显然是有问题的。

据石万涛先生考证，“唐时发表一新任地方首长时，新官须先向吏部取告身后，召集幕僚，再加上应酬，至少花费旬余日，才走马上任”。 但也有学者认为唐时有授官而不到任，旋又另授其他官职的现象。不论怎样，李大亮到凉州时已是十月底了。根据《大唐六典?尚书户部》：“凡路行之程，马日七十里，步及驴五十里。”依此推算，从长安到凉州，乘马须29日，步行须40日。按玄奘三四月间起程，则五六月间到凉州；即便按八月起程，到凉州也在九月中。在这一点上元年说是不成立的，而三年说则不存在这一问题。

综上所述，在玄奘首途的问题上，把首途时间定在贞观三年季春三月为宜。但在这一问题上仍有待细微的研究和对史料的挖掘，尤其有待出土文献的佐证，这里仅仅谈一些研究中发现的问题，以期引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