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钱学森科学思想，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孟 凯 韬

 孟凯韬，西北大学教授, 西北大学哲理数学研究所所长。1943年12月生，1992年10月荣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4月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钱学森先生的引导下致力于数学与思维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学）的交叉研究。1991年10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思维数学引论》（18万字），提出“思维数学”；1999年1月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基础》（52万字），提出“哲理数学”;2005年9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概论》（57万字），进一步完善哲理数学。对于“思维数学”，新华通讯社曾于1995年12月1日向全世界播发了《孟凯韬创立“思维数学”——中国数学家又一重大贡献》；《哲理数学基础》2004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

 今年是钱学森先生由美归国50周年，也是笔者和他认识20周年。回顾50年来他对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事业巨大的开创性贡献和20年来对笔者的关怀和指导，心潮澎湃，感念不忘。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先生冲破了重重阻碍，战胜了麦卡锡主义长达5年的迫害，结束了20年在美国漂泊的岁月，携夫人和子女乘克里夫兰总统号抵达香港，回到祖国的怀抱。50年来，他与党的事业休戚与共，把自己全部的精力和智慧，包括他的稿酬、奖金和1978年落实政策时给已故的父亲补发的工资等个人所得，都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为新中国的科技事业、航天事业和国防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只讲奉献而无所求，把一切归功于党，归功于和自己共同奋斗的同志。其人品之高尚，思想境界之崇高，很少有人可见其项背。

钱学森先生既是伟大的科学家, 又是中国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卓越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是中国导弹、卫星的先躯者, 是领导中国航天科学技术事业的科学主帅。他作为一个科学家, 研究领域之广泛, 影响之深远, 堪称无与伦比。

钱学森先生是国际知名的力学大师。他刚进入力学界就与其导师冯·卡门共同提出对空气动力学的发展起重要作用的、著名的“卡门—钱近似”方法。他1944年和1946年发表了两篇被公认为跨声速流动理论的经典文献的论文。他在前一篇中讨论了跨声速流场中的极限线；而与郭永怀合作的第二篇则提出了上临界马赫数的重要概念, 并进一步确定了上临界马赫数的大小。他1946年所提出的关于流动区域的划分被认为是研究稀薄气体力学的开创性工作。他1954年出版专著《工程控制论》,创立了“工程控制论”；1953年发表《物理力学—技术科学的新领域》,1962年出版《物理力学讲义》,创立了“物理力学”。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力学家, 而且是一位杰出的航空航天科学家。他在喷气推进与航天技术领域做出了特别卓越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提出并实现了火箭助推起飞装置,使飞机跑道得以缩短；1949年提出火箭旅客飞机概念和关于核火箭的设想；1953年研究了行星际飞行的可能性；在1962年出版的《星际航行概论》中提出了用一架装有喷气发动机的大飞机作为第一级运载工具, 用一架装有火箭发动机的飞机作为第二级运载工具的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概念。他还在我国航天系统工程的长期实践中提炼出系统工程理论。他最早提出军事、农业等14门系统工程, 以后又不断提出诸如草业、沙产业等系统工程。他在总结、概括已有的系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于20世纪70年代末提出系统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

钱学森先生不仅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 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他所提出的“大成智慧学”就是以辩证唯物论为指导, 利用现代信息网络、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方式, 集古今中外有关经验、知识、智慧之大成。他所倡导的思维科学、人体科学、地理科学、建筑科学、安全科学, 不仅具有前瞻性和统摄性, 而且对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的科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实践的有机结合，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都是科学技术的指导思想。在他的科学思想指引下, 已经涌现出一批新学科, 并将涌现出更多的新学科。

1985年，笔者由于所写关于精神产品价值的论文投给本校学报被退回写信向钱学森先生请教而和他认识，从此一直在他的关怀和支持及他的科学思想指引下致力于数学与思维科学、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医学）的交叉研究，并且由于他的指点研究发生质的飞跃，而进入创立新学科阶段：199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思维数学引论》，提出“思维数学”（新华通讯社1995年12月1日曾以“孟凯韬创立思维数学”为题对外进行报道）；1999年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基础》，提出“哲理数学”（《哲理数学基础》2004年获得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最近又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哲理数学概论》，进一步完善哲理数学。

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正确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笔者从钱学森先生那里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也是成功的关键所在。哲理数学发端于阴阳五行的数学理论的研究。其实用价值也在中医上有所体现。“阴阳五行逻辑和河图洛书公式体系”（包括199个公式）就是哲理数学的应用成果之一。根据这个公式体系可以从人体一脏或一腑的阴阳盛衰推出其余脏器的阴阳盛衰，并根据中药的属性和功能，特别是归经原理及其对阴阳的补泻作用，推出适用的中药，因而既可得心应手地反推出中医经典处方，又可对中医的治疗方法进行严格的数学论证或发现其不足之处及改善的途径。这就使得中医辨证论治规范化、形式化成为可能。因此，“基于哲理数学的证候规范研究”2004年纳入国家“973”计划。然而，阴阳五行的数学理论的研究最初只有钱学森先生和苏步青先生予以肯定。钱学森先生同时指出五行说的局限性，强调务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另一些人则予以否定，甚至将阴阳五行视为“封建迷信”。钱学森先生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及其远见卓识由此可见一斑。

    无独有偶，科学工作者对于人体特异功能的探索也是首先得到钱学森先生的支持。他还将中医、气功、特异功能视为一个整体，认为它就是中国传统的科学，并以此作为“人体科学”的基础。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科学史家关于“中国古代只有技术而无科学”的错误论断。钱学森先生的精辟论断也可从上述成果得到印证。上述成果表明，中医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具有超前性，它在逻辑上比西医更严密。由此也不难看出钱学森先生的战略眼光和民族气节。

因为人体特异功能具有奇异性、非持久性（有的人会因为超过一定的年龄而退化）和非稳定性（有的人不是任何时候都可以表现出来），所以只有少数人对它有所了解。更有一些人极力否定它的存在。然而那些否定特异功能的人在逻辑上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其错误就在于,将客观事物存在性的判定逻辑与命题正确性的判定逻辑相混同。可是，这两种逻辑是完全相反的。按照命题正确性的判定逻辑，一个反例足以否定一个命题；但对于客观事物而言，一个实例则足以证明某种事物存在，而要否定它的存在就务必对世界上所有角落进行考察，这是任何个人都无法做到的。此可谓“说有容易说无难”。因此，不论有多少江湖骗子假冒特异功能，都不能作为否定人体特异功能的证据，都无法否定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

    人体特异功能（即异乎寻常的人体功能）有据可考，并非无稽之谈。庄子之后的列子曾讲，老子的弟子庚桑楚就有“耳视目听”的功能。成书于北宋太宗时代、所引用的书籍多达2800余种（十之七八已经失传）、被作为学术研究必备典籍的《太平御览》655卷· 释部异僧上、656卷·释部异僧下和661卷·道部三至六也有各种各样的特异功能的记载。人体经络图更是人体特异功能存在的有力佐证。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祝总骧教授用生物物理方法证实人体的经络分布与古人所绘人体经络图完全一致，但通过人体解剖则看不到经络，说明经络是肉眼不可见的客观存在。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能发现并精确地绘出人体经络图，除非具有特异功能。从哲学角度而言，人体特异功能的存在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特殊和一般是对立的统一，没有特殊就没有一般，特殊到罕见的程度就是特异。在当代，不论是在我国还是在国外都有人体特异功能方面的报道。远的不说，2003年俄罗斯就有肉眼透视人体的具体报道。近年来，在有关学术会议上也有不少学者向笔者提供人体特异功能的例证，有些有特异功能者还是他们自己的亲属。笔者还有一位目可长时间直视太阳而不受损的朋友。足见人体特异功能虽然罕见但非绝无仅有。人体特异功能既然是客观存在，对它进行探索就是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钱学森先生倡导对它进行研究是一个战略科学家和科学思想家的历史使命和睿智使然；而且，钱学森先生最关注的问题还在于它在军事上的应用，完全是为国家着想，为中华民族着想。

钱学森先生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论是对待阴阳五行还是对待人体特异功能，他都是站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立场上。人体特异功能属于复杂性科学范畴，不是物理、化学等简单性科学所能解释的。学术界由于坚持机械唯物论抑或辩证唯物论之不同，对此有争论是很自然的。但只要尊重事实而不是人为地设置一个禁区，同时将科学工作者对人体特异功能的探索与江湖骗子假冒特异功能的行径严格区分开来，总有一天会取得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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